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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風險、最終控制人與非標審計意見

來源:論文聯盟  作者:陸勇 [字體: ]

經營風險、最終控制人與非標審計意見

一、引言
  注冊會計師是否出具非標意見主要取決于兩個方面的因素(De Angelo,1981):一是注冊會計師在執業過程中是否能依靠自身的專業勝任能力發現被審計單位的不當行為;二是在發現客戶不當行為后注冊會計師能否保持實質意義上的獨立性。為降低職業風險,注冊會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比以往更加謹慎,突出表現為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明顯增加。Chent和Church(1992)研究發現,當上市公司風險程度高時,注冊會計師比較容易察覺公司的持續經營危機并更有可能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曹瓊等(2013)發現注冊會計師在出具審計意見時非常關注客戶的風險程度,客戶的風險程度越高,被審計單位出具非標意見的可能性就越大。關于非標準審計意見與被審計單位經營風險之間的相互關系,Watts和Zimmerman(1983)認為非標審計意見是客觀上存在經營風險下公司治理機制不完善和高代理成本的一種替代。本文主要研究經營風險(用經營杠桿來衡量,如不特別說明,后文不對經營風險和經營杠桿加以區分)與非標審計意見之間的相互關系。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兩點:第一,研究上市公司最終控制人對注冊會計師行為的影響(即對注冊會計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影響),發現我國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因最終控制人不同而不同,從而深化了“最終控制人—審計意見”關系研究;第二,研究民營上市公司、地方國資委上市公司和中央本文由論文聯盟http://www.mejoo.tw收集整理國資委上市公司“經營風險—審計意見”關系曲線形態,使“經營風險—審計意見”關系研究更加細化。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假設
  外部審計是現代公司制企業的一種重要外部治理機制,其治理功能主要表現為以下方面:第一,獨立審計可以發揮綁定或信號機制作用(Watts和Zimmerman,1983),代理問題越嚴重的公司,越有動機自愿聘請高質量會計師事務所;第二,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非標審計意見會給公司價值帶來負面影響;第三,會計師事務所在出具審計意見時考慮了公司代理問題引起的審計風險(Carcello和Palmrose,1994)。
  經營風險源于對被審計單位實現目標和戰略產生不利影響的重大情況、事項、環境和行動,或源于不恰當的目標和戰略,可以用經營杠桿指標衡量。李曉會(2010)認為,經營風險多數會產生財務后果,導致重大錯報風險,最終影響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意見。徐政旦、胡春元(1998)認為,審計風險會使注冊會計師在執業中從嚴出具審計意見。
  在我國,股權性質也是影響注冊會計師出具審計意見的重要因素。劉繼紅(2009)研究發現,國有企業向上盈余管理越多被出具非標意見的概率就越大,而在非國有企業向上盈余管理與非標審計意見出現概率沒有顯著相關性。Qian Wang,T.J.Wong,Lijun Xia(2008)則發現,中央和地方國企偏好“十大”以外的小所,小事務所出具非標審計意見的概率要低于大事務所。他們通過研究中國各類企業對審計師的選擇偏好發現,中央和地方國有企業對“十大”和異地審計師的需求較弱,因為地方國有企業和中央國有企業可以得到政府的扶持,這相當于向外部股東提供了財務保險。因此,相對于同類民營企業,注冊會計師在給這些企業出具審計意見時要寬松許多。相反,非國有企業無法得到政府扶持,它們有動力雇用有聲譽的審計師以減輕代理問題,并盡早提供財務預警。因此,民營公司有動力雇用“十大”事務所或異地事務所,以提高審計質量。
  我國實行分級財政,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為爭取更多的財政收入而展開激烈的博弈。同時,地方政府以及同級政府內部的不同級別部門及其人員又要在仕途上獲得晉升和實現政治支持最大化,他們需要在某種程度上對上級妥協。于是,這種基于經濟利益的博弈關系便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形成,也成為同級政府不同級別部門之間關系的一種常態。由于我國中央國資委公司和地方國資委公司分別隸屬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這些企業的主要資源配置、重要人事任免和重大經營決策權分別受制于各級政府,因此上述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之間的博弈關系模型也適用于中央國資委公司和地方國資委公司。鑒于目前我國上級政府能對下級政府實施有效控制,有理由推斷,中央國資委公司接受的政府救濟要顯著多于地方國資委公司,這些企業因持續經營問題或經營績效問題而破產的概率要比民營企業低得多。相對于地方國資委公司,注冊會計師在給中央國資委公司出具審計意見時對審計風險的擔憂要少得多,因此,注冊會計師更有可能給這些企業出具更清潔的審計意見。因此,提出以下假設。
  H1: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民營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概率顯著大于地方國資委上市公司,地方國資委上市公司被出具非標審計意見概率顯著大于中央國資委上市公司。
  現代外部審計具有公司治理功能,注冊會計師可以通過出具審計意見影響公司代理成本,進而影響公司價值。Watts和Zimmerman(1986)認為,隨著代理成本的增加,經理的自愿選擇和股東、債權人的壓力導致人們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不斷增長。李增泉(1999)也發現非標準審計意見與股票價格之間存在顯著負向關系,公司往往傾向于聘用高質量審計師,并期望獲得清潔審計意見,以實現收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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